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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佈日期： 2013-12-30

董氏基金會於1984年宣布成立，並指出會致力於公害防治、心理衛生、及食品營養三方面為主。在從小吸菸並罹患肺癌，而切除大半肺葉的創辦人之一───嚴道先生的帶領之下，針對「吸菸行為」提出強烈的批判。不過當時的社會氛圍並沒有隨之改變，吸菸率依舊保持30％以上，幾乎每三人就有一人是吸菸者。1987年，美國叩關，希望提高菸品的自由貿易，試圖改變台灣菸酒專賣的情況，董氏基金會趁此機會發起「拒菸活動」，「菸害」議題因此延燒。此議題容易讓人聯想到清末民族英雄林則徐，堅決對抗英國煙商，容易使民族情感混雜其中。菸屁股燙手，台灣社會的這根菸彷彿快抽到了盡頭。觀念的驟變何時發生？何以發生？反菸勢力虎視眈眈，等著爆發的時刻來臨。
概念轉移
後工業時代，我們關注的不再只是維持基本生活和經濟發展，而是拉回到人本身，瑜珈、有機食品、運動、樂活和養生等等的概念當道。維持身體機能、使健康保持在最佳狀態成了至關重要的課題，二手菸的致癌性更是被放大檢視，抽根菸的自由和正當性開始受到質疑。
1997年，立法院訂立了《菸害防制法》，對於吸菸者的年齡和吸菸的區域進行管制。大眾對於菸害防制的觀念卻沒有因此而有顯著的改變，主要的問題包括法規模糊和警方執法的困難，醫院等被禁止的場所依舊可以看到吞雲吐霧的人群，青少年可以毫無阻礙的從便利商店取得應該管制的菸品。因應衛生署和民間團體的強力呼籲，2007年通過「菸害防制法」的修正案，禁菸區域幾乎涵括了所有室內區域，香菸廠商的宣傳也被嚴格管制，廣告行為甚至被列入「菸害」的範疇。
教育方面，課本也配合立法加入大量反菸教材，學校也時常宣導「反菸毒」等。教育是觀念成形的關鍵，藉此可以大量形塑學生族群對菸的想像。董氏基金會以辮子頭、吊帶褲並著墨鏡戴耳環的嬉皮男為反菸宣傳的吉祥物，之後更找上流行天王周杰倫擔任反菸大使，試圖將觀念帶進年輕的一代。
9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全民健保，民眾以固定的保費享有基本的醫療資源，不僅提供健康的保障，也使得就醫方便且便宜許多。但是在繳交保費而與眾人一同享有公共資源後，整個社群形成一個道德共同體，潛在的要求其他使用者，應該遵守某一種延伸出來的道德規範：應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起責任，更不要浪費醫療資源等，才能融入群體，而不是被排除在外。「菸」立即成為眾人撻伐的對象，其中還包括酒、毒品等等，認為全體不用為少數人的個人選擇所造成的傷害負責。菸的議題因此而被公共化。吸菸者被強力譴責為不負責任的群體，並非基於吸菸傷害行為者本身的健康，而是使周遭的人都受到了二手菸的危害。又因為菸所引發自身疾病的治療，該不該使用全民負擔的健保支出？
「當一套菸害治理的機制建立起來之後，透過實踐與論述，為既有的『菸害』想像注入了新的元素，實踐和想像的交叉生成，最終指向一種特定的『文明觀』，一種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投射。」(註1)姚人多論文裡的這段文字，貼切地描述了現今台灣社會對菸的認知和想像。
相思草(註2)的社會學
概念反轉的過程中，吸菸成了道德不正確的行為，反菸活動因而大行其道，立法、教育多方出擊。「當『反菸』本身成為一個議題的同時，會在第一線參與討論的領域比方說公共衛生、法律學者、公民教育、倫理學等等，大多屬於應用社會科學的領域，對現象提出尚未全面的評判後，就開始產生一整套的論述去制裁某一個群體。」社會系陳惠敏教授如是分析，「這時社會學就開始介入，思考問題本身和解決方式之間的平衡，為受到譴責的、道德上弱勢的族群發聲。」
《菸害防制法》光命名方式就已經帶有強烈的立場，是一種對吸菸群眾的排斥，抽菸基本上已經被定義為「不道德」的事情。而且許多的想像是建立在公共衛生的統計數據上，例如抽一根菸會減少多少的壽命等等，陳惠敏教授表示：「大眾認為二手菸對人體的傷害並不是建立在實體的感受，而是統計數字布置出來虛假的感應，只有量化卻欠缺一種『質感』的分析。但那種感應卻讓人認為自己是一個『即將的』受害者，使得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『潛在的』受害者。當覺得自己身處於一個高風險的世界裡，我們就必須要去針對它去做風險控管。」又論菸害教育被執行的方式，對菸本身尚未有認識的學生，馬上灌輸被建構好的觀念，配合周而復始洗腦式的口號等等，容易造成價值上的偏頗，卻沒能夠有討論和思考的空間。
反菸行為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，但是手段的激烈程度卻是屬一屬二。世界衛生組織於2009年發布世界菸草流行報告(WHO Report on the Global Tobacco Epidemic，2009)，列舉28個國家評估菸草流行和國家管制措施。沒有一個國家的香菸宣傳限制比台灣更強烈，任何媒體基本上都是禁止的。且在限制吸菸空間方面，若觸犯規定，大多數的國家以針對吸菸者或者吸菸行為發生的單位擇一懲罰，台灣卻是雙管齊下。
陳惠敏教授也說：「惡劣的生活環境同時也和香菸一樣會造成健康的傷害，但我們對於工業風險的控訴就遠低於對於個人的控訴，歸結於對結構控訴的能力沒有建構起來。所以我們不會去控訴台塑製造了多少空氣汙染給我們，可是我們會去控訴二手菸對我們造成了多少傷害。」不以對環境的傷害規模衡量控訴的強烈程度,相較其他亦會威脅健康的傷害，反菸的行為像是被選擇性的放大，在本來的罰則裡面加上更嚴格的限制，但是原先的制度上就沒能完整解決問題，加上現今的嚴苛處罰反而變成一種過度的手段且形成歧視。
「菸」花易冷
檢視時間軸上各個歷史事件的發生，爬梳觀念的演進和想法的變遷，我們是否能跳脫既有的框架，重新回頭思考吸菸的文化、歷史意義，和它對人類健康造成的傷害？現行的法律制度像一個沒有憐憫之心的獵人，試圖將視線所及的獵物通通趕盡殺絕，到底管制的程度該怎麼拿捏？徹底禁菸好像隱隱代表著某一種社會的進步，但一味提高人民應該承擔的責任並限縮其自由的程度，這不也是另一種的歧視？唯有知道歧視從何而來，我們才能真正破除歧視的存在，也才能理性的思考：個人健康能否是唯一標準？甚至能夠藉此限制他人的自主性？「菸」花易冷，是該捻熄了嗎？